直觉社会与反直觉的法治原则

当下社会最深层、也最危险的问题，并不是意见分歧本身，而是人群在思维能力上的结构性断裂。越来越多的人并不是在同一认知层级上讨论公共事务，而是在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现实。一部分人仍然试图理解代价、边界、概率和长期后果，另一部分人则几乎完全依赖直觉、情绪和即时判断。这种差距并不总是以激烈冲突的形式出现，它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塌陷：讨论看似热烈，实则彼此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

直觉并不是错误的思维方式。它是人类最古老、最本能的认知机制，在信息不足、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直觉往往比复杂推理更有效。但直觉只能处理简单、短期、低结构的问题。当它被用来判断高度复杂、长期运行、涉及公共权力和制度设计的事务时，就会开始系统性地产生误判。因为直觉只关心眼前是否“对或错”，却无法理解结构；只关心是否“显而易见”，却无法处理延迟发生、被分散或被转移的代价。

而现代社会，恰恰建立在一整套反直觉的原则之上。

法治并不是为了让人获得道德满足，而是为了限制权力的失控。程序正义并不是形式主义，而是防止人在愤怒、恐惧或压力下做出不可逆的错误。比例原则要求公共权力的使用必须与目标相称，最小侵害原则要求在所有可行方案中选择对个人权利伤害最小的一种。这些原则之所以显得冷静、迟缓甚至不近人情，正是因为它们的设计目标不是迎合情绪，而是在最坏的情况下仍然保护普通人。

问题在于，这些原则几乎全部违背人的直觉。

直觉会告诉人，只要目的足够正义，手段就可以放松；只要是为了安全，代价就不必计较；只要“事实已经很清楚”，程序就可以跳过。但所谓“事实很清楚”，往往只是情绪冲击最强、传播最广、最容易被理解的那一部分事实，而不是完整现实。直觉无法看到被隐藏的成本，也无法评估权力一旦被放开后是否还能被收回。

社交媒体和技术环境极大地放大了这种认知缺陷。它们不断训练人用立场代替理解，用态度代替分析，用转发代替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中，复杂性被视为狡辩，克制被视为软弱，质疑被视为立场不纯。算法并不关心一个判断是否成立，只关心它是否足够强烈、足够确定、足够容易引发情绪共振。

结果是，公众逐渐失去了理解公共政策代价的能力。

任何公共政策，本质上都是一种取舍。它一定会在不同人群、不同时间维度之间分配利益和成本，也一定会在解决某些问题的同时制造新的风险。但当直觉成为主要判断工具时，人们几乎不可能理解这种结构。他们只会问“是不是好事”，而不会问“代价由谁承担”“是否可逆”“边界在哪里”“如果被滥用会发生什么”。

在这种认知条件下，一个危险但看似合理的诉求便不断出现：更大的权力、更少的程序、更快的结果。提出这种诉求的人并不是恶意的，他们只是无法理解那些看似碍事的限制，正是为了防止代价被无限放大。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部分人走得更远。

他们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极端者”，而是更早、更直接地承受了某些具体政策、话语环境或被称为“政治正确”的实践所带来的真实伤害。对他们而言，这些并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切身经历。当直觉已经主导公共判断时，这种个人经历就极易被自动上升为对整个制度的裁决。

他们的推理路径并不复杂：既然某些打着“进步”“平等”“保护弱者”名义的政策曾经真实地伤害过我，而程序、规则和制度并没有阻止这种结果，那么问题一定不在执行，而在原则本身；既然制度无法保护个体，那么不如干脆摧毁制度，用更直接、更强硬的方式纠偏。

这种结论在情感上完全可以理解，但在逻辑上仍然是同一种认知缺陷的延伸。

它无法区分具体政策失败与制度原则本身的差异，无法区分执行偏差与程序约束的失效，更无法理解制度存在的真正功能。事实上，许多被归结为“政治正确”的问题，恰恰不是因为法治原则被严格执行，而是因为它们被选择性解释、被道德化扩张，甚至被绕过程序强行推进。当比例被忽视、最小侵害被放弃时，伤害发生的概率反而更高。

直觉极其容易被个人经历和极端案例说服，但制度从来不是为“没有错误”的世界设计的，而是为了在错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防止错误被无限放大。用具体伤害否定制度本身，本质上仍然是无法理解代价和边界的一种表现。

一旦这种认知完成，人就会开始支持一切削弱程序、放弃比例、扩大权力的做法，只要它们看起来是在“纠偏”。他们不再关心权力是否受到约束，只关心权力是否站在自己这一边。但权力一旦失去边界，并不会按照情绪或立场分配风险。

法治原则被破坏后的后果，总是首先落到普通人身上。程序被绕过，意味着错误更容易发生、纠正更困难；比例被放弃，意味着干预可以无限升级；最小侵害被嘲笑，意味着任何人都可能在“必要”的名义下被牺牲。等到大多数人意识到问题时，往往已经无法回头。

讽刺的是，正是那些曾经因制度失灵而受伤的人，往往会在制度进一步被破坏后，承受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当规则不再稳定，当权力不再受限，当一切都取决于当下的情绪和风向，个体就再也没有可预期的安全边界。

最终，社会陷入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认知能力不足使人无法理解政策代价，真实的伤害经验强化了对制度的愤怒，而对制度原则的破坏又制造出更多不可控的伤害。情绪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验证，结构性思考却被持续排除在外。

情绪无法修复制度，直觉也无法治理社会。现代民主和法治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从不犯错，而在于它们提供了一套纠错机制，使错误不会被无限扩散，使个体不会完全暴露在不受约束的权力之下。否定这一点，并不会让社会更公平，只会让风险变得更随机、更难逃避。

当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具备理解复杂现实、评估代价与边界的能力，却仍然被情绪动员着参与决定复杂现实的方向时，真正的危险已经不在于观点分歧，而在于支撑社会运转的理性结构正在被一点点拆除。

而这套结构一旦失效，代价从来不会是抽象的。

它最终会落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